永利官网/百年前,那一场盛事及其风花雪月

郭娟2024-07-01 11:35

郭娟/文 2024年5月8日晚,协和医学院壹号礼堂华灯初上。宾客络绎而至,彼此打着招呼,或走到东西两厢略作盘桓,或拿到节目单、径往剧场落座。彩妆的女演员拎着华丽裙摆、倩笑着低头匆匆闪过雕栏画栋,她们是医学院的学生,今晚将在这座典雅的百年老建筑里上演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剧《齐德拉》,趁开演之前的空档,跑到当年林徽因饰演齐德拉公主、穿着戏装拍照的廊柱旁,也拍张照片。

是的,一百年前,此时此地,曾上演《齐德拉》,那场盛事,台上台下汇集了多少名流雅士,留下多少话题谈资,诸如徐志摩扮爱神,林徽因之父林长民扮春神,张歆海扮王子,连村民村妇甲乙都是蒋百里、袁昌英这等人物扮演的,导演张彭春,舞美梁思成,台下观众中有胡适、鲁迅、钱玄同、林语堂、梅兰芳等,名媛陆小曼春风满面地站在礼堂入口处发卖节目单……今晚的节目单上,有“导演阐述”:“今天,我们在同一个舞台与光阴对话。时空重叠的刹那,是致敬,是传承,亦是思想和思想的碰撞,灵魂与灵魂的交流……”是的,今晚此间参与者都隐隐感受到了这层意义。空气中浮动着薄醉微醺似的小兴奋。

泰戈尔诗剧《齐德拉》是关于女性容貌、才干在爱情中的位置的讨论。此议题,一百年后仍不过时。泰戈尔看重的是才干,给出了正确指向——正如此番中国行乃至此前的世界环游,他一路弘扬东方文化,抨击西方文明腐朽丑恶,一路追求真善美,都有其正确的理路,虽然他自己是一名留学英国、英语与孟加拉语并用的国际人。1913年泰戈尔获诺贝尔奖、被西方发现,不久“泰戈尔热”席卷日本,中国人也由此关注到他。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上发表他译的泰戈尔诗作四首,介绍泰戈尔“提倡东洋之精神文明”,“其诗富于宗教哲学之理想”。1923年12月27日,徐志摩致泰戈尔的欢迎信中,有这样热情仰慕的话:“我们为什么这样迫切的等候你光临。我们相信你的出现会给这一个黑暗、怀疑和烦燥动乱的世界带来安慰、冷静和喜乐,也会进一步加强我们对伟大事物和生活的信心与希望。”

泰戈尔来华,是徐志摩的高光时刻,他全程陪同,上海接船、陪游沪杭,沿津浦铁路北上南京、济南、北京,其间陪同游览、访人、演讲,多由徐志摩作翻译;在北京,他得与林徽因再度频繁接触,共同参与泰戈尔在京的多场活动——小报赞其三人同行宛如一幅松竹梅画卷,是至今流传的佳话,老照片上的三人也的确风雅出众。那时,徐志摩与胡适等欧美留学圈的一批人刚刚成立新月社,立意要为中国干一番事业,闯一片天地;新月社人也都参与了泰戈尔来华期间的活动,游北海,访松坡图书馆,先农坛集会,策划、参演《齐德拉》……这些活动无疑扩大了新月社的影响。《齐德拉》演出序幕,林徽因扮演公主,牵一名小童登台,作出恋望新月的可爱造型,既寓意泰戈尔名著《新月集》,又是新月社集体“亮相”的广告。那时的志摩,全身心沉浸在生命的欢娱之中。陪泰戈尔到法源寺赏丁香,他竟在一片“香雪海”般的花树下彻夜作诗到天明,也有说是在西湖,而他的老师梁启超得知,笑而集句赞之,有“此意平生飞动,吹笛到天明”的好句子——无论在哪儿,都可见其兴奋激扬的状态。

若干年后志摩小曼结婚,梁启超作为主婚人,当着满堂宾客,把这对都有离婚再婚情史的新郎新娘狠狠教训一番,以期重张公序良俗,事后还意犹未尽,写信给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的思成与徽因,复述全篇,颇为惬意。他敲打志摩小曼,又何尝没有提点徽因之意?都是老一代对子女、学生爱护教导的碎碎念。但爱情来了谁能拘管得了?全程陪同泰戈尔这一重任美差,是梁启超派给徐志摩的。此时梁启超早已弃政从文,寄望于文化建设,再造少年新民以新中国。他与蔡元培、林长民等人发起成立讲学社,邀请国际名人杜威、罗素来华讲学;又成立共学社,译介西方文化,在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松坡图书馆在北京办成,他任馆长。当他听说泰戈尔一向热爱中国,却没到过中国,便以讲学社名义向泰戈尔发出邀请,促成此行此盛事。

5月8日协和礼堂的《齐德拉》演出,是泰戈尔来华行程中最隆重的活动。这是一场文艺演出形式的生日庆典——这天是泰戈尔64岁寿诞。演出前,梁启超致辞,讲述泰戈尔如何热爱中国,如何一再请求、催促他送一个中国名字,而他为泰戈尔起名“竺震旦”又是如何合乎诗圣原名的意涵,并且合乎历史上给来中国的外国人起名的古制,他希望借竺震旦这个人可以复活印度与中国之间的旧爱……梁任公演讲一如他的文章,热情洋溢,阐释透辟,他讲中文,现场由胡适作翻译。胡适当晚的角色是司仪,他最先从侧幕闪出一张花猫笑脸,操一口英文,请大家安静,告诉大家,协和礼堂的长座椅,只坐6人。观众们纷纷起坐、按规定坐好……

北京协和医学院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实施的医学教育项目,致力于将西方“科学医学”移植到中国,其对科学精神的推崇和实践,引起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共鸣。胡适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关系既深且长,据学者考察,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大致在1917—1929年,胡适通过与洛克菲勒基金会、CMB(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协和工作人员的私人交往,作为他们的顾问,间接参与到协和的工作中。第二阶段(1929—1937)他担任协和董事,直接参与协和校务。第三阶段(1946—1948)他担任协和董事会年会主席(董事长),为抗战后协和复校做出了多方努力,并参与协和各项事务的决策部署,一直到1948年离开大陆为止。

1924年5月8日这晚,胡适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名家、新月社成员以及协和医学院相关机构、人员的私人朋友和顾问参与盛会。之前之后他也是忙得很——5月2日鲁迅致信胡适,到5月27日仍未有回音,只好再写一信:“自从在协和礼堂恭聆大论之后,遂未再见……明知先生事忙,但尚希为一催促……”鲁迅托胡适帮他的学生李秉中出售《边血鸿泥记》给商务。26日鲁迅写信给李秉中,说胡适无消息,可能是“忙于招待太翁”,托了孙伏园去“面问”,竟也找不到胡适。可见那段时间胡适之忙。那是胡适与协和医学院亲密关系的第一阶段,此后两个阶段关系更为密切。

而此后梁启超与协和医院的关联,最广为人知的是,他在协和医院做手术,被错割了一个肾,导致健康每况愈下,气得徐志摩还写了批评文章。但梁启超却不想追究,他不想因为自己的病例而使本就心存疑惑的国人更加不信任西医,使科学的医学在中国不得开展。这境界是很高的——如同孙中山先生垂危之际,终不改对西医的信仰,令人敬佩。鲁迅就曾在文章中赞叹过。而后来林徽因的肺病,还是协和的医生一眼看出来的,当时她陪别人去看病……可见那时的协和的医学水平和国人的信任度。后来林徽因还在协和小礼堂为外国驻华使节讲《中国建筑艺术》,可见那时北京协和医学院也是文化交流的场所。而那次讲座,正是徐志摩乘邮政飞机要奔赴的,不幸飞机失事……

说起来,国父孙中山与泰戈尔来华也有故事:1923年他听闻泰戈尔欲访华,曾写信欢迎:“我之所以恭迎先生者,不徒以先生曾为印度文学踵事增华,亦且以先生之尽力寻求人类前途之幸福与精神文化之成就,为难能可贵也”,“先生来华,如得亲自相迎,当引为大幸”,他希望泰戈尔到广州相见。等到1924年泰戈尔访华终于成行,途经香港时,孙中山已在重病中,他从广州派特使去告诉泰戈尔:一俟自己的病情好转,当立即到北京同诗圣会见。可惜二人彼此终未得见。后来在北京,泰戈尔倒是入宫见到了溥仪。

然而,泰戈尔来华,舆论风向并不是一致欢迎和赞许的。在杭州教育会做来华首场演讲时,就有人撒传单:“我们欢迎太戈尔先生来中国,但我们不欢迎太戈尔先生把他的那套哲学来宣传”,泰戈尔虽不识汉字,也会敏感到气氛不对。担任翻译的徐志摩很气愤,会后还跟朋友埋怨国人不热情、不诚挚、胡闹,说“人家泰戈尔拿出‘心’来给我们看,我们却把它刺伤了”。盛事之盛,也表现在舆论场上的众声喧哗。各类人物都发声,如梁启超、瞿世英、郑振铎、徐志摩、闻一多、郭沫若、陈独秀、胡愈之、冯友兰、梁漱溟、王统照、瞿秋白、沈泽民、茅盾……各种主张,各抒己见,报刊揭载,欢迎、赞美之外,另有如下意见:

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虽然从前译介过泰戈尔的诗,但其政治主张是坚定反封建,提倡科学。他指斥泰戈尔极端排斥西方文化,极端崇拜东方文化,是“放莠言乱我思想界”!共产党人沈泽民指出:泰戈尔“神的观念”“冥想生活”只是虚幻,是迷恋骸骨,与中国现在的国粹派守旧派毫无二致。其兄沈雁冰(茅盾)对泰戈尔有两个希望:第一希望泰戈尔认知中国青年目前的弱点正是倦于注视现实而想逃入虚空,正想身坐涂炭而神游灵境;中国的青年正在这种病的状态,须得有人给他们力量,拉他们回到现实社会里来,切实地奋斗。第二希望泰戈尔本其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精神,本其爱国主义的精神,痛砭中国一部分人的“洋奴性”。去过苏联、写过《饿乡纪程》的革命家瞿秋白反对调和,直接呼吁革命:“泰戈尔若真是‘平民的歌者’,‘奴隶的诗人’,他应当鼓励奴隶和平民的积极,勇进,反抗,兴奋的精神,使他们亲密友爱的团结起来,颠覆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组织自己的国家。这才是真正行向世界的文化的道路。”接受了唯物史观的郭沫若,相信解决世局的唯一道路,是经济制度改革,而在此之前,“一切甚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终然只好永流一身的汗血。无原则的非暴力的宣传是现世界的最大的毒物。那只是有产阶级的护符,无产阶级的铁锁”。

鲁迅此时还没有“主义”,但其一贯正视历史与现实的精神,使他对泰戈尔的主张有所保留,有所怀疑。观剧后几个月,他在一篇文章中写及泰戈尔:

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们以文气和玄气,然而够到陪坐祝寿的程度的却只有一位梅兰芳君:两国的艺术家的握手。待到这位老诗人改姓换名,化为“竺震旦”,离开了近于他的理想境的这震旦之后,震旦诗贤头上的印度帽也不大看见了,报章上也很少记他的消息,而装饰这近于理想境的震旦者,也仍旧只有那巍然地挂在照相馆玻璃窗里的一张“天女散花图”或“黛玉葬花图”。惟有这一位“艺术家”的艺术,在中国是永久的。

鲁迅不满于诗圣口颂中国是“理想境”,当时中国现实的混乱、黑暗,哪里是被围着捧着的观光客所能看清的呢!

鲁迅对于外国人眼中的中国观感,一向审慎:

外国人中,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养尊处优,因此受了蛊惑,昧却灵性而赞叹者,也还可恕的。可是还有两种,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这些都可增恶。至于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别有意思罢。但是,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

哲学家罗素1920年曾来中国讲学,并在各地游览。关于“轿夫含笑”事,见他所著《中国问题》一书:我记得一个大夏天,我们几个人坐轿过山,道路崎岖难行,轿夫非常辛苦,我们到了山顶,停十分钟,让他们休息一会。立刻他们就并排地坐下来了,抽出他们的烟袋来,谈着笑着,好像一点忧虑都没有似的。

鲁迅也一向厌弃国人追着来访的外国作家问观感,因外人的客气话而沾沾自喜,既无自知之明,又无自信力。后来的萧伯纳不敷衍,倒让他颇生好感。至于他对梅兰芳的抨击,也不是针对梅个人,而是将男旦这一艺术,抽象化为社会现象,借以批判混淆粉饰真相、使人麻醉的手段。鲁迅要的仍是睁了眼看取人生真相。他对比国外名人的照片:“托尔斯泰,伊孛生,罗丹都老了,尼采一脸凶相,勛本华尔一脸苦相,淮尔特穿上他那审美的衣装的时候,已经有点呆相了,而罗曼罗兰似乎带点怪气,戈尔基又简直像一个流氓。虽说都可以看出悲哀和苦斗的痕迹来罢,但总不如天女的‘好’得明明白白。”鲁迅不满意的是泰戈尔的玄气、梅兰芳天女散花式的“好”,因为这都远离了中国现实。

十年后的1934年,鲁迅记起泰戈尔来华:

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纛!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磬……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糊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

鲁迅认为,泰戈尔的“人设”被徐志摩新月社一帮人给搞偏了,以致当时的人们那么激动地反对他,甚至十年后的青年对他仍然不大以为然。

其实,五年后的1929年3月泰戈尔第二次来华,已远不如这一次热闹了。徐志摩仍去船码头接他,身边寥寥,只有郁达夫、宋云彬。此时世界局势也起了变化,泰戈尔奔波各国宣扬爱的哲学,在美国、日本都受到冷落、讥嘲。望着缓缓靠近码头的轮船,志摩轻轻地说:泰戈尔的悲哀,是孔子的悲哀。

徐志摩始终是泰戈尔热烈忠实的“粉丝”,也是为之黯然心痛的知音,诗翁理想与现实之遥,此时他已明白。

5月8日鲁迅日记:

逮夕八时往协和学校礼堂观新月社祝泰戈尔氏六十四岁生日演 《契忒罗》剧本二幕,归已夜半也。

一如既往的简单记事,没有感想。

这一晚观剧,鲁迅的感想会是什么呢?那时鲁迅已凭《狂人日记》《阿Q正传》成为中国现代小说最优秀的当红作家。

《齐德拉》剧情是这样的:马尼浦王室的唯一公主,自小被当男儿培养,虽无美貌,但英勇无敌。一天,齐德拉偶遇俱卢王室的英俊王子阿顺那,并向他表白,无奈被拒。痛苦不已的齐德拉向神灵祈祷,换得一年美貌的恩赐。她隐瞒身份,以美貌赢得了阿顺那的爱情。一年时间飞逝,阿顺那听闻齐德拉公主保家护国的英勇壮举,流露出对齐德拉公主的仰慕之情,对徒有“美貌”的妻子心生厌倦。在国难当头的时刻,齐德拉恢复真我,施展武功,救国救民。当齐德拉以真我形象再次出现在阿顺那面前,阿顺那感慨万千,两人拥有圆满的爱情。

那晚,鲁迅的感想也许应该是女性问题。

此前,1923年12月26日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娜拉走后怎样》,1924年刊发在该校《文艺会刊》第六期上,8月1日上海《妇女杂志》转载,篇末有编者附记,说是“新近因为我们向先生讨文章,承他把原文重加订正,给本刊发表”,那么这“订正”,也会融入一些观剧的感想吗?

10月他写《论雷峰塔的倒掉》,旨在妇女解放、婚恋自由,这是五四以来的时代主题之一。《齐德拉》里的神仙通情达理,中国的法海却多管闲事、连玉皇大帝也嫌他,他逃来出去,最后逃进螃蟹壳里避祸,永远不敢出来,令读过此篇的人每吃蟹想起,总要在蟹壳上找法海!而镇压白娘子的雷峰塔,1924年9月25日轰然倒坍。鲁迅为之欢呼。

那时,《伤逝》还没动笔,不过动笔之前、协和观剧之前,1924年2月7日已先诞生了他的另一名篇《祝福》。皆是女子问题,又决不单单是女子问题。鲁迅忧思深广痛切。1925年写成《伤逝》,其中涓生和子君,是受过五四新思想启蒙的两个新人,自由恋爱而结婚,却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渐渐隔阂、终于离散,这是与齐德拉和王子“从此以后幸福生活在一起”的神仙版不同的“凡人版”,泰戈尔老先生不曾想到的。鲁迅的思考与言论,皆从当下中国现实出发。

报刊上的“不协和音”以及鲁迅的所思所议,当时并不影响泰戈尔与梅兰芳二位艺术家交流的兴致。那晚,泰戈尔对梅兰芳说:“在中国看到自己的戏很高兴,我希望在离开前还能看到你的戏。”梅兰芳便在开明戏院为他专门演了一场《洛神》。泰戈尔看后很兴奋,在第二天为他举行的饯行会上,即席用孟加拉文赋诗一首,又亲自译成英文,并题在一把纨扇上,兴致勃勃地朗读给在座的人听。30年后梅大师仍念念不忘:“一九二四年春泰戈尔先生来游中国。论交于北京,谈艺甚欢。余为演《洛神》一剧,泰翁观后赋诗相赠,复以中国笔墨书之纨扇。日月不居,忽忽三十余载矣……”泰戈尔赠诗,当年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据英文诗翻译过:

汝障面兮予所欢,

障以予所未鲜之语言,

若峰峦于望,

如云蔽于水雾之濛濛。

是楚辞体。30年后,通晓孟加拉文的吴晓玲、石真两位教授据孟加拉文译成了现代诗:

亲爱的,你用我不懂的语言的面纱

遮盖着你的容颜;

正像那遥望如同一脉缥缈的云霞

被水雾笼罩着的山峦。

深情款款,仙气飘飘。两位艺术大师的交流与友谊,也堪称佳话。临别,泰戈尔也有遗憾,他没能促成林徽因对他喜欢的苏萨玛志摩一片炽热爱情的回应,“苏萨玛”是他给徐志摩取的梵语名字,意为“雅士”。这一场盛事之后,林徽因与梁思成将于6月赴美留学,这是经由梁启超、林长民二位亲家、老友商议而定的,一对小情侣也欣欣然翘望他们的远大前程。而那时的徐志摩,翩然翺翔云天又猝然狠跌到地面,心情一团糟。泰戈尔也无奈,留下小诗一首:

天空的蔚蓝

爱上了大地的碧绿

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哎!”

好在,那晚在礼堂门口发卖节目单的美女、郁达夫印象中“忠厚柔艳”的陆小曼很快会走进“热烈诚挚”的徐志摩眼中了,二人“自然要发放火花,烧成一片了”。泰戈尔第二次来华,没有了大众的热闹,在志摩、小曼上海的小家中,得到了悉心照料。陆小曼特地在家中布置了印度风情的客房,希望让老诗人有宾至如归之感。有趣的是泰戈尔却看上了徐陆二人的卧室。在三人亲密相处的几日,有时围坐读诗,老诗人喃喃唱颂,小曼觉得比两个爱人喁喁情话的味儿还要好!老诗人赴印度同乡的晚宴也带着他俩,介绍说是自己的儿子媳妇,令志摩小曼心里热乎乎的。临别,泰戈尔将自己穿的印度大袍留作纪念(一说是送给陆小曼一套时髦印度妇女服装)。他在徐志摩那本著名留言簿《一本没有颜色的书》上,用毛笔画了既像小山又像他本人的坐像,用英文题词:“小山盼望变小鸟,摆脱他那沉默的重担。”

泰戈尔对中国的感情是深厚而隽永的。正如他在一首诗中写的:

我取得一个中国名字,穿上中国衣服。

在我心中我就晓得

在哪里我找到了朋友,

我就在哪里重生。

后来,他接见年轻的作家、学者许地山,建议他编梵文辞典,促进中印学术交流;他邀请青年学者谭云山去国际大学做研究;他在抗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于国际大学创办中国学院,并发表公开信痛斥日本侵略行径。1957年1月,周恩来总理出访印度,在泰戈尔故居题词中写道:“泰戈尔对中国的热爱,对于中国人民的民族斗争的支持,会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中。”

5月8日《齐德拉》演出是一场盛事,百年前的,百年后的,都是。协和医学院的高材生们演得有板有眼,将华丽繁复的诗句台词,背诵得流利宛转、铿锵有力;曾经由林徽因一人饰演的齐德拉公主,这回由二人分饰,美貌的,有才干的,二人的调度颇见编导的巧思,也减轻了台词繁多的压力。百年前由徐志摩、林长民饰演的爱神与春神,此次由二位高挑健美的女生扮演,那矜持镇定的器度,似更具今日女性的力量“神威”。

观剧后走出协和壹号礼堂,观众们仍兴致勃勃,赞叹协和医学院这场活动之高雅、格局之开放,追慕百年前文化名家的雄才伟业、风流蕴藉,怀想那时众声喧哗、挥斥方遒的格局气象……不觉沉醉于春风拂面的深夜了。

有趣的是,这场演出后不久,宾夕法尼亚大学正式为林徽因补授建筑学学位证书的消息传来——当年,那里的建筑系还不收女生,林徽因却执着修满建筑系学分,并不在乎没有学位。而梁林回国后,中国的大学有了建筑系。

毕竟,时间走过一百年。